不必融合，因為我們從未分離：重構障礙者與社會的共生關係

         2026年初，我再次走訪千葉縣的空與海與鹿兒島的菖蒲學園，這兩間主要以藝術做為身心障礙的工作場域，並提供了一種有別於過往教育觀點的哲學思維。我已經是數次造訪這兩個單位，正因如此，我從這當中體認到了不同的意義，並在一次確立了自己想要擁抱的聲明哲學觀點。我在空與海有著四天的沉浸式經驗，第二次帶領台灣的特教夥伴們深入參訪菖浦學園。

「身心障礙者能提高自我能力融入社會而自立，這樣當然很好，可是如果沒有辦法融入社會，在這裡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也是很棒的」
 
「所謂的溫柔啊，就是在他人有覺得困擾的時候才給予幫助，如果本人沒有覺得困擾，就這樣也沒有關係。」
 
「規矩與規範越多，越容易造成困擾。說到底啊，社會制度本真就會有很多困擾，因為有紅綠燈，所以會有違規。在這裡沒有紅綠燈，也就沒有違規，一點都不困擾。」
 
「話語這種東西呢，不一定是完全可以相信的，直接面對面的感受、表情與情緒，才是真正代表那個人要傳達的意思。身心障礙者很多沒辦法用語言表達，但是他們的感受、表情與情緒，是不會說謊的。」
 
「如果他們沒辦法走進社會，那不如就讓社會走進來他們的場域如何？讓身心障礙機構成為社會一份子，這不也是一種『融合』嗎？人們可以自然地走進來，可以自然地散步、聊天，有東西可以吃、有東西可以買，有東西可以欣賞，這樣不就是社會的一份子了嗎？」
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2026.02.06  二訪鹿兒島菖浦學園  理事長  福森  伸   之言

        二度造訪菖浦，我從福森理事長的這些話當中，有了更多的啟發。配合上為期四天在空與海的沉浸工作經驗，一改我從事特殊教育的哲學思維。
   這是日本的身心障礙機構，但這兩間機構的思維卻與傳統的日本精深有很大的不同。「多數的日本身心障礙機構，是無法讓人們自由進出的」，福森理事長特別告訴我們這一點。
        千葉縣空與海的經營理念，某一方面源自於鹿兒島的菖蒲學園。這次的出訪，更進一步柔和兩者的經驗，我再幾經思考後，覺得使用老莊哲學的經營思維來描述這種精神，應該有相當程度的契合。

        在教育情境中，我們習慣將「教導」視為一種給予。因為我懂、你不懂，所以我教你；因為你需要進步、需要社會化，所以我引導你。這種看似善意的單向傳遞，預設了對方的現狀是匱乏的，而我(正常人、教師)有責任把你填滿。
       在這種價值觀下，我們預定了什麼是有用，什麼是無用。符合社會功能的技能被視為有用，必須加強；不符的被視為無用，需要忽略或是矯正。但所謂的無用，是否就是無用，則是我未曾去質疑過的。
        只會發出聲音有用嗎？只會敲打有用嗎？只會背出車站名稱有用嗎？只會寫下英文與數字符號有用嗎？只能夠反覆刺繡有用嗎？
        如果「有用」是人類社會所定義出來的，那麼，「無用」是否也可能成為「有用」呢？
       對比「教導」，兩間機構都是採用一種「拜託」(頼みます)的形式，委託身障者本人做些什麼。而這些「什麼」，就是觀察他們本身「在做什麼」來決定。這不是個別化的精神，而是在人與人的互動之間，本來就是會先看看對方能做些什麼，然後請對方幫忙。所以職員與身心障礙者之間，不是那種上下的管理關係，更像是一種像是共同生活與工作的夥伴。既然是一種拜託，拒絕當然是被允許的。
        一名唐氏症的工作者喜愛織布，職員們請他協助編織白色系列的圍巾，她樂意地接下，大家會耐心等待她的完成；當木頭碗盤的粗胚完成，需要仔細地打磨，委託另一位非常喜歡打磨的夥伴則是一件很好的選擇，因為他能專注於把粗糙的表面打磨到十分光滑；想要產出一些具有特色年曆，那麼那一位很喜歡繪畫人臉的夥伴應該可以勝任這樣的工作；總是愛把陶土搓成三角錐狀的話，可以把做陶盆的黏土就照同樣的大小當作備料；喜歡邊走邊敲打，也可以把一個銅片敲打成一個小淺盆，那種敲打銅片的聲音，配上日本獨特的烏鴉叫聲，別有一番風情。
        像這樣，認真觀察每一個人的特性，想想看他們的「無用」可以「幫上什麼忙」，是這裡的主要運作形式。那如果什麼都不想做也可以嗎？確實是可以的，一整天只想在旁邊看著別人工作，那作為一種「陪伴」也可以是一種「有用」。職員們不會教身障者一定要學會什麼。
        然，要從另一方面來看，願意接受職員委託編織圍巾，但是在操作織布機時出了問題怎麼辦？那就請人幫忙來看看一起解決問題；不會操作打磨器具怎麼辦？那也就尋求夥伴的協助看看。就這樣，這種關係不是教學，是一種在共同的場域生活的情境。
       當然，我偶而還是會疑惑：只是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真的可以嗎？在空與海的四天其實並不算短，我觀察到在這裡面似乎都沒有自傷或攻擊他人行為的人。我問了奧野先生，「這裡都沒有這類有傷害行為的障礙者嗎？」，奧野先生告訴我，確實是很少，幾乎是沒有，反而是原本有這種攻擊的行為，來到這裡之後就沒有了，「來到這裡就是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，我們不會強迫他們」奧野先生再說了一次。
        我的解讀，也許正因為一直做著自己習慣、喜歡的事情，看似無用的行為，對於安定自我起了很大的功能，他們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立足場域，所以可以很安靜地待在這裡，不會有人催促他，但他們會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在跟外界做連結，要能看到這種連結，有時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。
       回想在有一定要完成的目標的情況之下，我們總會希望障礙者要達到什麼，在這種一定要做些什麼的狀況底下，有些人會因此感到不少的壓力而產生傷害的行為，這種壓力不只會出現在障礙者身上，也會出現在給予教導的人的身上。
        嚴格說來，所謂的「不教導」、「不勉強」並不是真的不教或不勉強，而是在一種尊重對方的意願之下才選擇「教/不教」或「勉強/不勉強」。
        所以，讓對方「勉強地努力工作」，也是一種不勉強。關鍵在於這種勉強、這種努力，是不是他個人對生命的渴望呢？有些人需要透過一些較為緊湊的節奏，來感受到自我生命的張力(像我在旅遊過程當中保持一定的工作節奏，其實會更有精神)。為了讓自己的生命更豐富，努力工作是一種形式，同樣地，如果緩慢的步調能讓自已更貼近生命的溫暖，這當然也是一種存在的形式。
        不教、不勉強，並不是真的什麼事情都不做，而是尊重這個人他對於自己生命的覺察與決定。如果個人對於現在努力工作感受到的痛楚是大於幸福，那麼允許他們慢下來也是沒問題的；同理，如果個人本身想要讓自己更有活力、想挑戰自己，此刻我們對他的「勉強」與「教導」正是他所需要的，我們不需要「勉強他慢下來」。既然決定要把對方視為夥伴關係，那麼，對方身上的有用與無用，都會成為彼此互動的一種關係。

        我認為這兩種做法，都是一種對人的溫柔(優しい)。

        在學校教育的系統下，我們把學習與行為表現切做每一堂課，並賦予課堂有時間，可能是40分鐘、50分鐘，在校大約是8小時等，這樣的切割，讓學習可以被單位化。長就在學校的系統內，我習慣了這樣的單位與節奏，從另一方面來看，我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理解障礙者的機會。(以下的人名均為化名)
        有村先生，逢人就會問名字，然後逐一地跟每個人打招呼，這個儀式結束之後，他就開專心地坐下來把纏繞成一坨的線，慢慢地捲在紙板當中，讓隔壁的三元小姐可以作為編織的材料。用完餐之後，有村會去刷牙，然後讓每一個人檢查自己那刷得很乾淨的牙齒，當其他人持續工作時，他會很自在地久躺在地板上進行午睡，睡醒後會逐一地告訴每個人說「我要去工作了」，然後就去工作。
        中川先生則不同於有村，一到上工時間，他會非常專注在使用縫紉機，可以連續好幾個小時不休息。
        在木工工作間，中野先生會使用鑿子，不斷地鑿著木塊，累了就自己起來走動休息，然後自動再回去。山崎小姐被拜託打磨一張椅子，但會一直碎念覺得這工作很無聊，可是職員只要再跟她拜託一下，又會立刻地專心打磨。
        橫山先生具有高度的觀察力，他會在旁邊與遠遠看著別人，某次中川在使用縫紉機時遇到了困難，橫山默默地走到旁邊，沒有三兩下就搞定。而我一直沒辦法完成的收尾結，職員建議我可以我委託橫山幫忙，他的收尾結能力高出我不知百倍，真的是讓我不可思議，但橫山不太說話。
        參訪菖蒲學園時，我與浦田先生有過一次對話，只聊到我從台灣來，但下午的時候，浦田似乎有意識地從遙遠的刺繡間，來到商品區找我說話，跟我講了一大串我聽不清楚的話，然後又回去刺繡區，但我清楚，他是有目的地來找我，就算他沒有說。
        更令我印相深刻的，在刺繡間，我整個早上都聽到西野先生在唱歌，大概有2個多小時吧，忽然那歌聲停止，當我回頭一看，西野卻投入了百分之百的專注在刺繡當中，時間不長，但卻是相當專注。
        這真的讓我受到很大的反省。有些障礙者看似沒有反應，但其實是我們等待的時間不夠長。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學校教育的時間單位，如果一節課他沒有反應，我們就認為他沒有想要做些什麼的慾望。有些人預備的時間很短，很快就能切換反映，但是向西野先生這樣的人，他可能需要3小時的啟動時間，如果沒有這樣耐心地等著，並親眼看到，我真心會覺得他可能只是一個對外界沒有反應的重度障礙者。說起會有點嘆息，可學校教育讓我的時間感只停留在1小時左右，我似乎也只能等待1個小時。
        我認真想想，所謂的等待、時間感與反應域等，我們也都有自己的節奏，有時候不只有幾小時，幾天，甚至是會拉長到一星期。我舉自己寫研究論文的例子，大家可能比要容易理解。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，有著壓力難免也會有點想要逃避的想法，所以我會先做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，像是打掃、餵魚，有時候也把檔案打開，然後再關起來，同時因為有工作，我自己需要安排一段時間，把工作上的事情都處理到某一段落之後，才可能開啟了專注寫論文的模式，而這段時間有時候會長達幾周到甚至一、二個月，可是，我確實是有把寫論文放在我的心上。
        這種需要拉長時距才能看見的生命全貌，很像莊子在《逍遙遊》中所言：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」若是我們只用朝生暮死的菌菇、或是活不過一個夏天的寒蟬（蟪蛄）的時間尺度，去衡量那需要長久歲月才能長成的大椿之樹，我們無法理解生命的宏大與深意。我省思自己，不能用60分鐘的課堂單位，去裁切他們需要三小時、甚至更長週期的生命節奏。或許需要放下對時間的焦慮，才能真的去理解到每一個人對於生命的時間感是不同的。
        當然，並非所有的場域都允許漫長的等待。對比刺繡、木工等工坊的靜謐，餐廳的節奏顯得緊湊而快速，不論內外場，確實需要反應較靈活的人才能應對廚房裡的戰場。
        但即便無法進入快節奏的廚房核心，依然有屬於我們的角落。記得那天，我與石井、宇佐木、西村一起駐守在餐廳外場。我們的任務很單純：用傳統的石磨機，將小麥磨成明後天要用的麥粉。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，使用電動機器或許只需幾分鐘就能搞定，但我們幾個人圍著石磨，一圈又一圈地推動著，那種手動的質樸感反而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樂趣。
        隨著石磨轉動，濃郁的麥香逐漸瀰漫在空氣中，填滿了整個外場空間。我們一邊磨、一邊笑，那份單純的勞動喜悅，相信也傳進了正在用餐的客人耳中，成為佐餐最美的背景音。
        那一刻，我深刻體會到：在同一個場域裡，我們彼此雖然活在不同的「時區」—廚房裡是分秒必爭的「快」，石磨旁是悠緩從容的「慢」——但這兩種節奏並沒有衝突，反而交織成一種和諧的複調音樂。
       老莊哲學中的「萬物並作」，也是一種「和而不同」的極致展現。 我們不需要強迫每個人都跑得一樣快，也不需要為了配合誰而刻意放慢腳步。只要在各自的節奏裡安身立命，盡一份心力，我們就能在充滿麥香的空氣中，共享同一份踏實與幸福。

        我深感受到菖浦學園那種老莊哲學的身心障礙思維，從事特殊教育，幾年前我就深刻感受到「如何讓身心障礙者融入社會」這個想法已經遇到了瓶頸。但二度造訪這裡，我才知造成這個瓶頸的根源，是我從哲學思想上的一種自我限制。什麼融合啊，其實不要這樣去思考，在討論身心障礙之前，體認到，「人」都是社會的一份子，這樣的思維真的幫助了我處理困擾多年的問題。
         過往在教育導向的哲學思維，我們有一種目標學習導向的習性，總希望能努力提高個人的能力，達到社會化並融入各種社會的系統。所以教育很重要，學習也非常重要，我非常重視能力的學習。但是人生到了某個階段，要進入社會的時候，就會有一個巨大的門檻，綜觀小型作業所、庇護工場等，其實也都是無時無刻地在想要提升身障者的能力。能有一技之長得以謀生當然很好，但如果沒有呢？
        陪伴大學生在空與海實習的期間，有學生直白地問我：「那腦麻這些不能動的重地障礙者，他們真的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工作嗎？能做什麼？他會不會沒有工作？」
    安藤小姐是一位坐在輪椅的重度腦麻，在那裏的刺繡間，她只拿著筆一直畫圓圈。我問奧野先生，拿筆畫圓圈，是因為安藤只能做這件事情嗎？「安藤看起來好像不會表達，但是她的情感是超乎我們想像的，口語上跟意識上也都相對清楚。她選擇在那邊用筆畫，是出自於自己的選擇，是因為她有意願，我們也看得出來他喜歡，所以就這麼做了。」奧野先生這樣說。
        我也在參訪菖蒲學園時，看見了這份對「意願」的尊重。我們也好奇，身障者要如何決定進入陶藝、刺繡、木工還有紙藝區呢？福森理事長說：「大抵上會讓他們每一個區域都先體驗過，然後跟本人還有其家人討論，最後再看看本人自己在哪一個地方最開心，最自在就在那裏待著。」
        我自己常常思考：我們身為特殊教育老師，如果教到後來，障礙者後來就是保持這樣子，那我們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？有意義嗎？IEP 的目標有意義嗎？我們教育他們是希望他進步，萬一他沒有進步，是不是就沒有意義了？
        對於這個困境，我選擇接受哲學家康德的想法：「人就是目的，不是手段。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個意義。」
        當我們放下對「進步」的執著，才能看見「人」的本質。所謂的「人是目的」，意味著我們必須將焦點回歸到一個人的能動性（Agency）。這份能動性代表著你不被外在的標準或事件所壓迫，你的每一個選擇，都源於你個人的自由意志。
        在這樣的脈絡下，我看待障礙者的眼光將會有很大的不同：正因為他是「人」，所以我希望給予他選擇的權利，給予他自由的空間。我不再強求他必須進步，不再將外在社會的期待（如：產能、自理能力）強加在他身上作為評量標準。
        我對他的一切所作所為，純粹基於「他是一個人」這個事實。因為他是人，我相信他需要與人互動，我相信他有能力、也有辦法去選擇自己真心想做的事——哪怕那件事只是畫一個圓圈。
        當我這樣思考時，人的主體性（Subjectivity）便自然浮現。他不再是一個等待被修補的物件，不再是被醫療模式壓迫的客體。我們做這一切，不是為了讓他變得「更好」或「更有用」，而是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，就是一種不容置疑、圓滿具足的價值。
    既然肯認了人的主體性，那麼，不管是想要努力工作的努力模式或者是只能慢慢來匍匐前進的狀態，我覺得要能夠感覺到自己是活著的，只要能感覺到自己像一個人這樣的被尊重，我覺得那就是最終、最理想的狀態了。
        說來慚愧，我發現自己在談「融合」的當下，其實就已經在潛意識裡先畫了一個圈，定義了圈內是「正常社會」，圈外是「異類」。因為他們在圈外，所以我們需要透過教育、復健、訓練，把他們「拉進來」。這個意識本身，就隱含了一種傲慢：「你的現狀是不夠好的，你必須改變（進步），才能被這個群體接納。」在這種邏輯下，身障者成了我們達成社會和諧的「手段」，他們的價值取決於他們「融入」的程度。
        既然我決定相信「人的本身即是最終目的」時，這意味著一個人的價值，並不依附於他的產能、他的智商、或者他是否合乎社會規範。花兩個多小時「啟動」才開始縫紉的西野先生；那個整天敲打銅盤、邊走邊敲的工作者—–他們的存在不是為了完成某件作品，也不是為了向誰證明身障者也能工作。他們在那裡，呼吸、動作、感受，這本身就是完整的生命展現。他不是一個「待修補的零件」，他就是一個「完整的宇宙」。如果我能看見他作為一個「人」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是如此完整，我就不會想著要「改造」他。
        老莊哲學中談及「萬物齊一，道通為一」，如果我承認身障者原本就是這個世界自然樣態的一部分（就像森林裡有直的樹，也有彎曲的樹），那麼他們本來就在「裡面」。既然從未「在外面」，又何須「融合」？
所謂的「不需要融合」，並不是指放棄他們，而是指我們不再需要刻意去執行「拉進來」這個動作。當我放下了心中的紅綠燈，放下了那條區分正常與異常的界線，我才發現，我們原本就生活在同一個場域裡。我不再是去「接納」他們，而是我終於「意識到」我們與他們本就是共生共存的整體。
        不需要融合，是因為我們從未分離。 這才是菖蒲學園與空與海給予我最震撼的啟示——在那裡，沒有人是被「融合」進來的，每個人都理直氣壯地、率真地，活在當下。
​

         意識到了彼此是相互的一份子，我找到了自己在特殊教育職涯上的下一個階段，也想讓更多人能覺察到這件事情。
        福森理事長的話，確實深刻的打動我。如果身障者難以走進社會，何不讓社會「流」進來？當機構不再是封閉的孤島，而是有咖啡香、有藝術、有生活感的場域，人們自然會走進來散步、消費、交流。這種「向心」的流動，解構了障礙的邊界，讓融合不再是單向的適應，而是一種有機的「自然共生」。在菖浦學園，有著好吃的餐廳、令人醉心的自然環境、讓人心靈豐饒的展覽廳，在這裡，就是一群正在工作的人們，看著每件作品，每個呼吸與聲音，這裡就是社會的一個場域，如此而已。
       空與海的餐廳最開始製作披薩的契機，是因為鄰近區域產梨木，為了要讓梨木能長得更好節處更多的果實，農民常常需要修剪讓其粗壯，這些木材如果一正規制度處理，需要一筆可觀的費用，於是空與海就利用這樣的契機，承接了這些木柴，開始了他們的窯燒披薩與一些木工工作。
       對於身心障礙機構的捐贈，有時候常常是源自於一種施捨的心態，但領會到既然彼此都是社會的一分子，我也就想跳脫出那種施捨的心境。或許農民是基於可以免費處理木材的心態給予，而不是公益，但這完全沒有關係，甚至說這樣是更好。正因為農民是為了省錢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來，這段關係才顯得真實且平等。這意味著機構與社區農民不再是單方面消耗社會資源的負擔，而是能夠解決社區問題、提供實質價值的夥伴。
        在這場交換裡，沒有誰比較高尚，也沒有誰比較卑微。農民解決了垃圾問題，機構獲得了燃料與工作機會，顧客吃到了美味的披薩。這種基於「互利」而非「憐憫」的結合，讓障礙者從「被幫助者」轉身成為社區生態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       身心障礙者不需要了證明自己「有用」才得以存在；而是透過參與這些社會循環，我們可以撕掉「只能被照顧」的標籤，以一個「人」的姿態，自然而然地與社區裡的其他人平起平坐。
       在我看來，這種思維這才是地域共生最珍貴的價值——它不是要障礙者變成工具來換取生存權，而是創造一個正常的環境，讓我們能以平等的眼神，與這個世界相互凝視。
       是以，回到前述，那種讓人可以進來機構的那種思維，並不是要身心障礙者提供什麼絕對有用有價值的東西，而是提供一個讓關係得以發生的「契機」。
       那些好吃的披薩、溫潤的木工，其實都是契機。它們降低了社會大眾跨越圍牆的門檻，讓原本陌生的人們願意走進來。當人們為了美味而來，卻在不經意間看見了安藤小姐畫的圓圈、聽見了夥伴們工作的聲音，那一刻，就不會存在「障礙」的標籤，而只剩下「人」與「人」的相遇。
        運用這些「有用的事物」作為橋樑，通往那個「無用之用」的核心——也就是對每一個生命本質的接納與欣賞。
        最終，我們追求的不是讓障礙者成為生產線上的螺絲釘，而是打造一個包容的容器。在這個容器裡，無論是有產能的勞動，還是純粹的存在，都能被視為社區裡一道獨特且必要的風景。
 
       不必刻意證明什麼，只要我們在一起，這就是地域共生最溫柔的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