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們都很特別，然後呢？」再思融合教育中的差異與包容

       融合教育的焦點，通常會希望特殊需求幼兒可以融入一般的學習群體。但我自己在教育場域多年，一直覺得缺少了些什麼。確實，透過這種的教學調整、技術的指導，特殊需求幼兒也能夠學習。可現場最常遇到的價值挑戰就是：「為了少數人做這麼多的調整，公平嗎？」除了這種在哲學上根本思維的衝擊之外，就特殊教育端來說，偶爾還是要面臨：「會不會這種特殊的調整，會形成另一種歧視呢？」
        比方說，為特殊孩子設定特殊的位置、桌椅，進行作業減量等。面臨這兩種根本價值上的夾擊，多數學校場域開始接受一種「我們都很特別」的思想改變，只要讓大家都接受，其實每個人都很特別，每個人都有特殊之處，或許就能化解這種矛盾。

        可是啊，我總覺得「接納大家都很特別」，似乎還是沒辦法化解「障礙真實存在」的這個事實，每次逼自己用這種想法來模糊化障礙的存在，我終究還是覺得很彆扭。大家都很特別，可是那然後呢？我一定要接受你的特別嗎？我知道你很特別，但是當我被過動的孩子攻擊，我還是覺得很生氣，很不喜歡，甚至還是會產生「我就是覺得特殊生很困擾」的那種不知道應不應該浮出腦袋的尷尬心聲
        覺得大家都很特別的這個思維背後，似乎沒有承認差異的存在，那種感覺比較像是「因為大家都很特別，所以我們其實都一樣」，在我的價值觀，還是處於一種「每個人都要一樣」的假性預設狀態。
    特殊教育可以說是建立在常模分配的概念底下，也就是說，常模分配的本身就已經揭示了差異的存在，只是人類社會去畫了一條線區分了正常或特殊，但當我們企圖把不正常或特殊逐漸拉往多數人存在中間區段，似乎就是在打造一個沒有常模的社會
        因此，我愈來愈覺得，如果這種說法只是把差異模糊化，它是否反而讓我們更難正視障礙、衝突與不公平？
        表面上，它像是在承認多樣性；但實際上，我卻覺得它可能仍然維持著一種「每個人都應該一樣」的預設，只是換了一種比較溫柔的語言來表達而已。
        特殊教育的存在，本來就建立在常模與差異的辨識之上。也就是說，差異不是「不存在」，而我們應該警醒的是，這條線是如何被界定、被命名、被回應。亦即真正值得追問的，或許不是如何把所有人都拉回某個看似一致的位置，而是：「當差異真實存在時，我們如何不逃避它，又如何不讓差異成為排除與歧視的理由？」
        記得在統計的議題裡面，有一個題目會特別探討統計數據當中「極端值」的存在，研究者該如何解釋呢？多數的答案並不是直接排除，或是修改參數使其一致，而是應該要探究極端值為何存在？反映的是什麼現象？是一種例外還是系統中缺失，極端值的存在可以說是統計上無法避免也沒辦法刻意消除的數值，或應該被視為一種「存在本身就具有意義」的現象。

         那麼，回到我自己的問題：當差異真實存在時，我們如何不逃避它，又如何不讓差異成為排除與歧視的理由？
     我認為，「承認並直視差異的存在」是第一步，其次是「不做評價的接受自己心裡對於這種差異的感受」，或是無所謂、好奇、或是喜歡、又或是討厭，這都是個人真實的感受情緒。個人要先能意識到自己面對差異的感受，這樣，在面對差異存在的事實，我們才能「有主體性地能採取符合人權意識的行動」。
        這三個步驟，是我用來能彌補自我融合教育視野的缺口的結論。
以前我們總會有意識地去介紹「身心障礙類別」，希望他人可以理解身心障礙所面臨的困境。
        是的，他們所面臨的困境是真實的存在，但我們這樣做似乎顯得不夠全面，也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風險，讓外界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理解有所偏頗。
        過去我常覺得只要讓幼兒自然相處，似乎就可以培養「接納」，但是面對很多有外顯行為問題、行動困難，還有很多對我們這種「自詡為正常人」的生活產生困擾的特殊幼兒，只是單純地讓兩者相互在一個物理空間，接納好像不會自動發生。我甚至自以為，孩子還小，好像不用太刻意去討論障礙、接納這件事情，最自我逃避的行為則是，我誤以為只要去強調「我們都很特別」就足以讓排擠、歧視消失，可我忽略了，幼兒其實很小就能意識到差異，我們若不刻意去引導，偏見就會從他們的心中長出來，同時我也沒看到那一句「我們都很特別」背後的權力關係。
        幼兒教育課程模式裡面，有一種被稱為河濱街課程模式，該模式下提出了一種反偏見的幼兒教育課程（anti-bias education），其主張要大人與幼兒勇敢面對當前存在的歧視與偏見，若不談障礙/偏見，它們不會自己消失。沉默不代表中立，避談障礙，常常只是把既有的偏見主義留在原地。
    在融合教育的情境下，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進程與個別能力的提升，我認為這一區塊特教老師可以有大的著力點，普通班老師可以放心交給我們。當被問到：「究竟在融合教育裡面，普通班老師最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？」，我認為不是寫什麼IEP、教學調整，而是帶著所有的幼兒去學習「差異」這件事情。
    Priya Lalvani 和 Jessica K. Bacon (2018)曾論述過，在反偏見課程（anti-bias education）的理念下，我們可以有具體的四個方向，來幫助所有的幼兒「學習差異」，發展出反健全主義（anti-ableism）的課程觀點。。

        第一步其實不是急著教孩子「你要接納別人」，而是要先讓每一個孩子有機會在教室裡感受到：「我可以是現在這樣子的我，而且我是可以被看見、被理解、也被尊重的。」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理想，可是如果回頭看我們平常的課程內容，會發現我們常常談家庭、談文化、談我是誰，卻不一定真的把「障礙」視為一種可以被正當理解的身份經驗。
        例如我們教孩子介紹自己的家庭，常常會呈現爸爸媽媽、兄弟姊妹、假日去哪裡玩、喜歡吃什麼，可是很少去呈現某些孩子的家裡可能有人使用輪椅、有人說話方式比較不同、有人需要輔具、有人在生活上需要比較多支持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不是沒有在教身份認同，而是我們常常只教某一些「比較不尷尬的身份」，至於障礙，則被留在教室邊緣，彷彿那不是一種可以被公開談論的生活經驗。
        但如果障礙也是人類多樣性的一部分，那麼它就不該只在需要被幫助的時候才出現，更不該只在特教評估、巡迴輔導或問題處理時才被看見。它應該進入孩子對「我是誰」、「我的家庭是什麼樣子」、「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可以有多不同」的認識裡面。這個時候，建立正向身份認同，不只是讓障礙幼兒對自己感到好一點而已，更是讓所有幼兒都慢慢理解：每一種身體、每一種感官、每一種溝通方式、每一種家庭樣貌，都有被看見的權利。
        所以，這裡的重點不是「介紹特殊幼兒」，更不是把某個孩子推出來當教材，而是讓所有孩子理解：人的差異本來就存在，而障礙不是需要被藏起來的東西。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就只看見那些符合常模的家庭、身體和能力樣貌，他很自然就會以為那才是世界原本應該有的樣子。相反地，當課程裡有意識地把多元家庭、多元身體經驗、多元溝通方式放進來，孩子才能慢慢長出一種比較完整的世界圖像。

        我自己很有感的是，很多時候不是孩子故意歧視，而是他在面對一些自己未曾經歷過的經驗時，根本「沒有語言」可以使用。沒有語言的時候，人就很容易退回最原始的反應：盯著看、笑、躲開、模仿、起鬨，或者假裝沒看到。大人其實也一樣。當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談障礙的時候，就很容易不是過度小心，就是過度簡化，不然就是乾脆不談。
        可是，不談不代表孩子就不會注意到。孩子很早就會看到差異，他會注意到誰走路不一樣、誰不太說話、誰會一直發出聲音、誰需要助理員、誰可以做的事情跟別人不太一樣。問題從來不是孩子有沒有看見，而是當他看見之後，我們有沒有提供一個不羞辱、不逃避，也不獵奇的語言，幫助他去理解。
        第二個目標，其實是在幫孩子從「看到差異」走向「可以比較自在地面對差異」。這裡的自在不是假裝沒差，也不是一直說「沒關係啦，大家都一樣」，而是能夠承認：「對，他跟我不一樣。」但同時又知道，這種不一樣不必自動導向嘲笑、害怕或排斥。
        適切語言的培養在這裡就變得很關鍵。孩子需要學習怎麼描述差異，而不是用傷人的字眼去標記別人；孩子也需要知道，有些看似只是玩笑的說法，其實會把人推得更遠。更重要的是，孩子要慢慢有機會理解，所謂的「正常」其實不是天經地義的標準，而是社會在長期的文化、制度與教育裡面慢慢建構出來的。
        因為我以前也常常不自覺地把「比較像大家」當成一種理想，甚至會覺得只要孩子努力一點、再調整一點、再進步一點，就能更順利地被接納。可是這樣的想法背後，其實還是把價值放在「變得正常」這件事情上。那如果一個孩子就是不會變得跟大家一樣呢？如果他的說話方式、情緒方式、感官經驗、移動方式，本來就會跟多數人不同呢？他是不是仍然有價值？我們所在的群體，有沒有可能不是要求他靠近常模，而是自己願意被調整，去理解一個不同的人？
        我覺得，這才是真正困難的地方。也是這個目標真正想碰觸的核心：不是只叫孩子不要歧視，而是讓他逐漸鬆動對「正常」的執著。

        走到這裡，其實就不能只停在「接納差異」而已了。因為差異之所以會變成困難，很多時候不是差異本身，而是這個世界怎麼對待差異。也就是說，孩子除了需要知道「每個人不一樣」，還要開始學習：「有些不一樣，會因為制度、語言、安排，而被變成不公平。」
        這件事情，我覺得在融合教育現場特別重要。因為我們很常遇到一種質疑：為什麼有些孩子可以有助理員？為什麼有些孩子作業可以減量？為什麼有些孩子有輔具？為什麼有些孩子可以比較晚交、可以坐特別的位置、可以有更多成人協助？如果沒有帶孩子去理解公平與一樣之間的差異，這些支持很容易在別人眼裡變成「特權」，甚至讓支持本身反而成為另一種被排擠的理由。
        所以我覺得，幼兒其實是可以開始學公平這件事情的。當然不是用很抽象的理論去教，而是從生活裡面去談：每個人都拿到一樣的東西，不一定叫公平；有時候，一個人得到自己需要的支持，反而才比較接近公平。這聽起來很簡單，但它其實是融合教育最核心、也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。
        另外一個更需要思考的部分是，孩子也需要知道語言會傷人。某些字眼、某些模仿、某些嘲笑方式，並不只是「開玩笑」，它會讓人感覺自己被貶低、被排除、被當成不正常。當孩子能夠開始辨識這些事，他才有機會從「我知道差異存在」再往前走一步，走到「我知道有些對待方式是不公平的，而且那會傷人」。
        它會把融合教育從一種比較溫和的態度教育，帶向一種更有批判意識的教育(我想這是我過去從來沒有思考過的)。也就是，孩子不是只學會說「我們要友善」，而是開始懂得問：「為什麼有些人比較容易被笑？為什麼有些安排會讓某些人進不來？為什麼這個環境明明是公共的，卻不是每個人都用得了？」當一個孩子開始能這樣想，他對差異的理解就不再只是情感上的，而會慢慢帶有社會理解的能力。

       不過，反偏見教育如果只停在理解，還是不夠。因為光是知道偏見存在、知道不公平會傷人，並不會自動讓世界變得比較好。孩子需要的，不只是辨識能力，還需要一點點行動能力。哪怕那個行動在幼兒階段還非常小，它都還是重要的。
        例如，當孩子看到別人被排擠時，他可不可以不是只站在旁邊看？當他聽到有人用傷人的方式去叫別人時，他可不可以說出「這樣不好」？當班上有人總是玩不到某個區角、進不了某個空間、跟不上某個活動時，孩子可不可以開始思考：「那我們要不要改一下？」我覺得，這些很小的行動，其實就是反偏見教育真正想長出來的東西。
        而且，這裡的行動不應該只被理解成「正常孩子去幫助特殊孩子」。我反而很警覺這種二分。因為一旦把教室關係設成一方永遠是幫助者、另一方永遠是被幫助者，那我們其實只是換了一種比較溫柔的方式，把不平等重新演了一次。比較好的方向應該是，讓孩子慢慢理解：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某些時候需要支持，每一個人也都可以在某些時候成為讓環境更友善的一份子。重點不是誰比較高、誰比較低，而是我們怎麼一起讓一個空間變得更可參與。
        所以，所謂的行動能力，不一定是什麼很偉大的倡議，它也可以是班級裡面很具體的小事情：一起討論遊戲場怎麼設計才比較不會把人排除在外、一起做海報提醒大家不要用傷人的稱呼、一起修改班級規則，讓更多孩子能夠參與、一起討論如果有人總是被落下來，我們可以怎麼辦。這些做法看起來很小，但它在教孩子的，其實是一件很深的事：不公平不是自然存在、也不是只能忍耐的，它是可以被看見、被說出來，甚至被改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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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只是，寫到這裡，我還是想把自己最在意、也最不想輕輕帶過的一個現場問題拉回來，那就是：高強度行為幼兒怎麼辦？
        說到底，融合教育裡最容易被拿來考驗理念的，往往不是那些「看起來比較容易被理解」的差異，而是那些會直接打亂秩序、影響他人、甚至讓大人和孩子都感到害怕的行為。比方說，大聲尖叫、推打同儕、咬人、丟東西、衝撞、情緒失控，這些都不是只要我們在理念上告訴自己「每個人都很特別」就可以化解的事情。老實說，當一個孩子的行為已經讓別的孩子受傷、讓老師疲於奔命、讓整個班級陷入緊張，我很難說服自己，這時候只要再多一點包容就好了。
        也正因為如此，反偏見或反健全主義如果要在融合教育裡站得住腳，就不能只處理那些比較柔和、比較容易被談論的差異，而必須有能力面對這些讓人不舒服、甚至讓人想逃開的差異。否則，我們其實還是只願意接納那些不會造成困擾的不同；一旦差異開始衝撞我們的安全感、秩序感與情緒界線，我們就很容易退回原本的想法：這樣的孩子是不是不適合在這裡？
        可是，若太快把問題收束成「這孩子適不適合融合」，我覺得也太可惜了。因為高強度行為的背後常常還有感官調節、溝通困難、情緒承受、環境壓力、關係經驗，甚至是長期不被理解後累積出來的失控。也就是說，行為確實會帶來困擾，甚至造成傷害，這件事不能被浪漫化；但同時，行為也不是單純的惡意，更不是一個孩子人格上的失敗。如果我們只看到「他很麻煩」，那麼我們就會很快把這個孩子變成班級秩序的敵人；但如果我們完全不去談別人被影響、被攻擊、被嚇到的感受，那也只是在用另一種方式壓抑現場真實的受傷經驗。
       面對高強度行為幼兒，比起一直追問「要不要包容」，更重要的是把問題拆開來看。第一個層次，是承認困擾是真的。老師會累、同儕會怕、家長會焦慮，這些都是真的；第二個層次，是承認差異也是真的，這個孩子可能真的比別人更難調節自己、更需要支持，也更可能在現有的教室節奏裡不斷撞牆；第三個層次，才是我們怎麼在這兩個真實之間，找到一種不排斥他人、但也不把傷害合理化的做法。
        這對我來說，才是融合教育真正困難的地方。包容不等於無限容忍，也不是要求所有人壓抑自己的不舒服，假裝自己已經完全理解。真正的包容，應該是一邊承認高強度行為所帶來的衝擊，一邊去追問：我們可以怎麼調整環境？怎麼建立預防？怎麼提供支持？怎麼幫助孩子學會別種表達方式？怎麼照顧受影響的同儕？怎麼讓班上其他幼兒理解，事情的關鍵不是在個人，是我們整個環境如何回應差異。
       也就是說，反偏見/反健全主義教育並不會把界線直接視為需要被拆除的東西。真正需要被重新思考的，其實是界線背後的意義：它怎麼出現、保護了誰、又可能讓誰留在了線外。
        若界線和安全有關，那我們更不能假裝它不重要。同樣地，支持也不只是替傷害找理由。更重要的，是幫那些原本只能透過高強度行為與世界接觸的孩子，慢慢發展出其他可能，讓他們有機會在不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情況下，繼續活著，也繼續參與。
        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談，那麼我們的融合教育就很容易停留在那種安全但虛無飄渺的位置：我們喜歡差異、尊重差異、欣賞差異，但前提是那個差異不要太吵、不要太難處理、不要讓我受傷。可是，真正需要教育去回應的，往往恰恰就是那些最難被喜歡的差異。

        寫到最後，我反而更確定一件事情：身心障礙者的整個人生，從來不是只有「障礙與缺陷」而已。我們太習慣從缺陷、限制、困難、需要協助的角度去理解他們，可是這樣的理解其實非常扁平。身心障礙者也有家人，也有興趣，也有夢想，也有自己的性格、脾氣、喜歡與不喜歡；有時候他們會努力，有時候也會累，也會想躺平，也會不想再被要求一直證明自己。這些明明都是很普通、很人性的事情，可是一旦放到身心障礙者身上，我們卻常常不是把他們寫成可憐的人，就是寫成很勵志的人，好像他們的人生只能在這兩種故事裡面擺盪。
 
        可是啊！人不是這樣活著的。
 
       同樣地，身心障礙者的家人也不只是「辛苦的照顧者」而已。他們也有自己的生命歷程、情緒經驗、無奈、愛、挫敗、希望與疲憊。當我們真的開始把障礙理解成一種身份、一種經驗、一種與社會互動的現實，我們對人的理解才有可能變得比較完整。
  所以，如果要回到我一開始的問題，融合教育不該只關注制度上把孩子放進普通班而已。我愈來愈在意的是，我們有沒有真的把差異當成一回事，當成整個教育現場都需要一起學習的內容。
        不然很多時候，障礙還是很容易被留給特教老師，或留給障礙幼兒自己去承受。可是教室裡的差異，並非是某一個孩子的事。它會進到關係裡，也會進到每一個人的理解裡。偏見也是一樣，它不會因為大家不說就不存在。
        所以我現在會覺得，教育更重要的工作，也許是幫助我們慢慢長出一種能力：願意去看差異，願意承認偏見，也願意學著在這些都存在的情況下，繼續和彼此一起生活。​
 
        我想，這大概也是我現在對融合教育最想說的一句話：
 
真正的包容，不是把差異說得很小，而是承認差異很真實，然後仍然願意一起生活。